挽回利权振我中华提现了？挽回利权振我中华体现了什么

admin 2023年01月24日 07:42 1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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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目录一览：

1、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东亚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
2、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火花是火柴的商标，贴在火柴盒上。中国民族火柴业兴起于清末，发展于民国。这期间
3、比较维新运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4、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化近程中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5、振兴国货挽回利权是什么事件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东亚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

（1）主要体现：倡导民主共和（或倡导三民主义）；推翻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理论贡献：提出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2）①主题：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工业在曲折中发展）。理由：上海三兴烟草公司做广告。②主题：实业救国思潮。理由：广告中有“提倡国货，挽回利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标语。③主题：时尚潮流演变。（或“妇女解放”“物质生活与社会习俗变迁”）理由：广告中时髦女性的穿着打扮。④主题：大众传媒的发展。理由：广告刊登在《申报》上，说明了大众报业的发展。

（3）辛亥革命引起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生活的全面变革，开启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全面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或“里程碑”）。

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火花是火柴的商标，贴在火柴盒上。中国民族火柴业兴起于清末，发展于民国。这期间

(1)时代主题：实现民族独立，实业救国。（2分）

(2)状况：民族工业快速发展，轻工业发展迅速，重工业发展相对缓慢。（2分）

（3）原因：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或民族工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含量低)；根本原因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3分）

根本出路：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真正实现民族独立。（1分）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学生解读分析图片以及文字史料并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第（1）问依据材料一中四幅火花图片，从图片中归结答案，火花图片中的“民主共和”“挽回利权”“还我河山”等文字信息以及火柴业的发展来概括作答。第（2）中同样依据图表来概括信息，结合图表从两个方面去概括，从材料二中柱状图明显可以看出1919年比1913年的民族工业发展较为迅速，但从工业比重上看，轻重工业的比例明显存在着严重失调的现象。第（3）问第一小问对应材料二，回答该问题时依据材料二信息，结合所学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来概括原因，外部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视角分析，内部从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去归结答案；第二小问从民主革命任务以及民族独立后进行经济发展的视角综合分析作答。

比较维新运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依次出现，启动并推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三次新政的主要内容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四个方面的改革，并且都是在重要的对外民族战争以后出现的，这是三次新政的共性所在。但是这三次新政在其各自的历史原因、在推进过程中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新政发动者与所处的时代中心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1）三次新政背景都是在重大对外民族战争失败后，为应付变局，调整清朝统治的运行机制而相继出台的。然而就其各自的具体原因来说，又有着明显的差别。洋务运动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此时的清政府仍面临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军事压力，所以洋务运动启动是有两个目的。戊戌变法发生在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加深、瓜分狂潮加剧之际，维新派以爱国批碉，以救亡为己任，力倡变法维新，并试图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来扭转国家衰落的局面。清末新政发生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当时慈请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反映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半殖民地化，所以新政中未见挽救民族危难的内容是很自然的。（2）三次新政不少内容前后因袭、不断深化，但是，他们在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上有不同之处。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是“自强”与“求富”，从军事工业到民用企业的创办是这个方面的更好体现。洋务派的“自强”和“求富”始终未冲破“中体西用”的藩篱，因此维新派说洋务派只是“袭其皮毛”。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它未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戊戌变法不但把变法与救亡联系起来，不仅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它的出台确实以逐步仿行日本明治维新为改革目的。但由于戊戌变法触动了守旧势力的根本利益，因此被戊戌政变打翻在地，这样，戊戌变法的内容除了京师大学堂外，就都被废除了。清末新政强调“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事。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但新政的改革措施却与清朝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新式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立宪运动与挽回利权运动彼此呼应。（3）关于三次新政的发动者与所处的时代中心，洋务运动兴起时，并没有新的阶级力量足以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这样作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主张和实践，有着它的积极意义。戊戌变法是在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与资产阶级力量逐步壮大的情况下出现的。甲午战争的结果证明了洋务运动的不成功，代之而起的维新运动成为时代的中心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主动与光绪皇帝厉行变法，其影响是深远的。清末新政推行的十年，也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十年期间，新政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就清朝在20世纪初面临革命风潮迭起和人心向背的情况下，却仍然以皇朝自身的利益来确定改革的力度来说，清末新政缺乏能够实现真正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力量.

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化近程中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教育学术领域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评价与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开创性的杰出贡献是不相称的。本文从七个方面阐明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教育的主要贡献：成功地推动废除八股及鼓吹教育救国；倡导成立各类学校；首先提供近代学制的蓝本；首倡教育当定宗旨；系统设计了近代学校管理制度；编译近代教材及有关近代课程设置、教学目的、方法的提出，以及他杰出的教育思想及成就等，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截至目前为止，在中国教育学术领域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评价与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开创性的杰出贡献是不相称的。梁启超处于中国封建科举及八股文没落和近代教育亟待诞生的关键时刻。他在中举以前，深受八股旧教育的危害;中举以后，师从康有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和新的教育内容，迅速成为旧教育的埋葬者和新式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为近代中国教育的诞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成功地推动废除八股和鼓吹教育救国

明、清盛行八股文，形式僵硬，内容陈腐，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和普及人民教育的桎梏，成为维护封建政体的基础，是封建文化的代表及核心。19世纪下半期，随着西方民（和谐啊和谐）主自由主义思想的传入及知识分子思想的逐步解放，八股文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巨大阻力。在戊戌维新以前，早已有王韬等提出废“帖括”八股之制及兴办西式学校之事，但没有形成气候。戊戌维新运动开始后，废八股成为维新变法的第一突破口。

1898年4月13日，康有为上书《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说：“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变，则莫先于废八股矣。”[1]上书以后，皇帝“交总署议而未行。”2可见阻力之大。在康有为的授意下，梁启超于5月中旬乃发动当时在京应试的举人一百多人，联合《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上书都察院，严正指出，中外通商之后，八股文已成害人之学的愚民政策，当今民族危亡岌岌之际，强烈要求皇上“特下明诏”“以雷霆万钧之力，转移天下之权，”“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帖试，”改试兵农工商内政外交等策论，“以育人才而御外侮。”3。

废八股之事成为当时改革与反改革的焦点，斗争十分激烈，不仅守旧大臣刚毅、许应骙等人誓死反对，而且受到许多以八股为惟一晋升之途的知识分子的不理解乃至仇恨，欲杀康有为而后快。由于阻力重重，光绪一时拿不定主意，为废八股事，特于6月20日赴颐和园向太后请旨。6月23日，光绪诏命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童生岁科向用四书文者，改试策论。

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摧毁了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里的一场大革命，使我国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并为我国近代学校制度的迅速诞生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康有为是号召废除八股的主帅，梁启超发动一百多举人上书要求废八股，造成巨大的群众运动的声势，成为促使迅速废除八股的主力军。

1895年反对《马关条约》的“公车上书”失败以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决心放弃奔竞仕途，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全身心地投入鼓吹教育救国。他考察“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皆在于学校之兴盛及注重人才之培养。他清楚地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走向富强。其主要原因在大力发展教育和培养了人才。他又研究了中国“讲求洋务三十年，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拯救”之教训后得出结论说，皆由于学校不兴，未能培养出自已的各项专家。因此，从长远计议，必须兴学校培养自已的人才。所以，梁启超指出：“吾今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当时有人一面称赞梁启超关于人才战略的高论，一面又提出质疑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中国内忧外患，骤行改革，“然兹事体大，”必须要众多人才，方能济事。在短期内又哪里有这么多人才呢？梁启超认为，非中流柢柱而不能力挽狂澜，庸医不能*。因此，精于业务的人才是必需的。他提醒人们注意日本经验，“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岛，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于灭亡。而转圜之间，化弱为强，”岂不是大兴学校培养人才的结果吗？因此，那种怀疑培养人才缓不济事的想法是多余的。而且，梁启超坚定的认为，“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4如果没有非常之才，则一切“非常之变”难以成功。他还说：“人才之多寡”，是衡量“国势强弱”的标准。5

梁启超勇于冲破封建旧教育的藩篱，把教育兴国人才培养放在战略地位，表现出他高瞻远瞩的政治思想家科学谋略的杰出见解。梁启超将“人才”列为“非常之变”的必要条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二、倡导成立各类学校

废除了八股应试教育，也削弱了旧式熟学、学舍、书院的地位，必须迅速倡导成立新式学校，因此，“开学校”成为梁启超推行人才战略思想的首要环节。自19世纪90年代始，中国高层社会人士张之洞、陈宝箴、盛宣怀、康有为等都上奏朝廷兴学，但都限于局部区域或个别学堂的设立，而梁启超则全面系统地提出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立。

早在1896年，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系列文章约60篇，大部分讲的是兴学校育人才。他慧眼观世界，指出近百年竞争，“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在智力而不在腕力，“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于学校。”梁启超根据西方学校理论，“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结合中国实际，将学校分为“教”、“政”、“艺”三大类，18个子目，分别为：学堂、科举、师范、专门（专科）、幼学、藏书（图书馆）、纂书（编教材）、译书（编译外国教材）、文字、藏器（仪器）、报馆、学会、教会、游学（留学）、义熟、训废疾（残疾人学校）、训罪人（劳教学校）等，并对各系列学校都拟有章程。自此，他将中国的学校体系、修业年限、课程设置等，都粗略地列举出来了。6

当时，他还在《论学会》一文中特别强调成立各种学会，将农工商学兵各行各业组织起来进行学习，提高人民的知识。“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以雪仇耻，何耻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成”。这应该是20世纪2-30年代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嚆矢。

与发表《变法通议》的同时，梁启超通过妻兄李端棻在中国首倡成立京师大学堂及地方各级学堂。1896年6月12日梁启超在代内阁大学士、刑部侍郎李端棻起草《奏请推广学校折》中，首先指出洋务学堂的五大缺点：如“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害，多未肄及；”“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学校少而不成系统等。奏请“自京师及各府州县皆设小学堂，京师设大学堂，”并建议创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派遣游历等项。7据梁启超的亲密朋友罗敦曧在《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说：李端棻《请推广学堂折》是梁启超代拟的。8从该折的内容看，确为梁启超《学校总论》的一部分。

梁启超还特别重视师范学堂、女学堂及政治学院的首倡和建立。他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因为师范学堂为群学之基础，并应择优等生充为学员。师范学堂附设小学堂，以师范学生任小学老师。三年以后，小学生可升为中学生，而小学教习中之优秀者，可升为中学之教习等。9如此，中国之教育方能逐步发展。

梁启超在批判轻视妇女的种种谬论之后，将女学的重要性提高到极重要的地位。他说，妇女占国家人口之半，“推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因为人生之成长“立志立身”在十岁前已初有所知，“正人心，广人才”“必自蒙教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教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同时，他从妇女就业及男女平权等几个方面说明女教的重要性。“女教更盛者，其国更强。”10他认为，妇女的解放和妇教的发展是促使国富民强的根本环节和重要标志。1897年11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出中国第一个《倡设女学堂启》，与上海知名富商经元善联合创办上海经正女校——中国第一所女校，亲自参与筹办并为该校制订办学章程。11于1898年5月正式开学。

1902年，梁启超还首倡加强基础教育及小学义务教育。他说“各国小学，皆行义务教育，”“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以政（和谐啊和谐）府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义务教育者何？”凡及龄儿童“不可逃之谓也，”“及年不学，罪及父母。”倡议市镇村落必设小学一所。并对创办小学提出了几顶具体建议：（甲）凡小学者，大率由国家监督，每省设视学官一、二员；（乙）在地方税中设学校税，为创设学校及维持学校之用；（丙）每区设教育会议，由本地居民公举教育议员组成，管理学校；（丁）国家速定小学章程。小学教科书必须“依国家所订科目”，无论官纂私纂均可；（戊）小学校皆收学费，但必须极廉，由国家统一规定，家庭贫困及学业优等者可免收。12

梁启超考察泰西诸国“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独先政治，”日本效之，“所以不30年而崛起于东瀛也。”131896年，梁启超去武昌，建议两湖总督张之洞“易两湖书院专课政治”，设政治之院，“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14同时，梁又致书浙江专管学堂的林迪臣太守，希望“浙中学堂宜仿此意。”学校应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用之较广，艺学用之较狭。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15这样，梁启超又成为在中国倡设政治学院或系统开设政治课的第一人。

自从梁启超推动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直接引起朝廷的特别关注，该上书两个月后，即1896年8月16日，总理衙门议复“奉旨依议”，“命推广学校，肄习实学。”8月21日，孙家鼐议筹复办京师大学堂办法六项。从此以后，京师大学堂进入筹办阶段，1898年秋，京师大学堂开始招生，并于京师五城添设小学堂。从此，新式学堂开始兴起。

三、首先提供近代学制的蓝本

洋务时期的学堂仍是一种单一制一揽子的实用技术学堂。中法战争以后，郑观应在《考试》、《学校》等文章里，已介绍泰西学校分“初学”、“中学”、“上学”三个等级。，1895年盛宣怀在《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提到二等学堂头等学堂、选派出洋等，逐级选优上升，不能躐等之语。16二等学堂招收上海、香港等地小学3--6年级肄业已13—15岁学生入学，修业四年，然后依次升入头等学堂，修业四年，相当大学毕业。这是近代学制的萌芽，但没系统化。

1896年，梁启超发表《学校总论》等系列文章，根据西人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分别讲到普通大、中、小学，农、工、商、医、实业等专科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学校、残疾人学校、劳动教养学校等类及各校修业年限等，提出了学制的设想。1898年6-7月，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里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乞下明诏”。变法失败后，又遭八国联军之乱，兴学一度低潮。1902年5月22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总结了自戊戌以来四年间之教育状况，他说，“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这是朝野的共识，“然而此议之兴，既已两年，而教育之实，至今不举”，京师大学堂之成立及“各省大学堂之计划亦纷纷起”，而“小学中学至今未见施设”，“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因此，今日中国“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和谐啊和谐）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为了全面推广学校，他根据日本教育次第列举了一个“教育制度表”。（原为竖表，今改为文字说明）

普通学制：大学院（自由研究不拘年限）——本科3—4年，分文科、实科两类。文科有文科大学、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实科有理科大学、工科大学、农科大学、商科大学。——中学校8年。小学校8年义务教育——幼稚园2年。

师范学制：师范大学4年，——高等师范学校4年，——寻常师范学校8年。

专门教育制度（由小学升入，4—5年制）：政治法律学校，陆海军学校，美术学校，师范学校，各种高等实业学校，各种简易实业学校。

梁启超强调学生必须按一定之年龄依学校之等级逐级上升，尤其不可“放弃中学之程度，”但当务之急，在发展小学。争取在十年之内“举国之小学，犹如星辰也”。

梁启超所列之“教育制度表”第一次将西方各级各类学校系列介绍给中国，其目的在于供当局“任兹事者之采择”，17为中国近代学制提供了实际的蓝本。。

四、系统设计了近代学校管理制度

梁启超在《学校总论》里说，他曾拟定许多学校章程。现在能查到的只有三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章程：（依发表时间先后介绍）

（一）、《女学堂章程》，1897年12月4日发表于《时务报》。规定女学堂为私立，其宗旨为开民智、维护妇权为主，“义主平等”。更先将西方企业民（和谐啊和谐）*理领导机制董事会引进学校，设内董事12人，皆以曾经捐款之妇女为之，轮流赴校稽查功课，并协助提调照料管束一切，不领薪水；外董事12人，亦以捐款之直系亲属担任，负责筹款，延聘教师提调，商定功课，稽查用度，不领薪水；另有董助10人，由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知名人士担任，“为局外竭力匡赞。”堂中提调及教员中西各半，堂中功课，中西文各半，，除算学、医学、师范等课外，还开法学课。学生学费仿西国章程减收，每月每生收银一元，膳在外，驻堂不计房费，以广教育。所有捐款由不缠足会代收，支出由女校中之会计司理。收支帐项由董事会监督，并在《时务报》上公布。首次在学校里建立财务收、支分管及董事会监督并将财务公开的科学管理机制。女校内董及教职员中除二名财务人员外，全部为女性，实行封闭管理，严别内外，不许学生外出亦不准男子闯入。校内设尊师牌位，除供先师神位外，另设女先董祠宇，以纪念有功之女先董。

（二）、湖南时务学堂章程：梁启超于1897年11月赴湖南时务学堂任主讲席后，立即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和《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关于后者出自谁手，熊希龄曾于1897年7月15日《为时务学堂上陈宝箴书》中说：“学规章程，应读何书，应习何学，卓如初到时，即定有条目，送交各官各绅，互相传观，群以为可行，卓如乃照此教法，非龄一人所许也。”18可见，该章程由梁启超所订。

时务学堂教学管理经验是在万木草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特色有三：:首先是强调学生立志、养心、读书、穷理、学以致用；第二是开设西方政治课。近代中国学校更先开设西方政治课的是康有为的“长兴学舍”，计政治学原理、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等。19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开设万国公法、公法总论、公法会通、公理学、英律全书、法国律例、日本刑律志、欧洲史略、万国史记等，大讲时事及爱国主义。20第三、梁启超还大讲为官必“为民”和首倡“兴民权”的学说，提倡自由、平等，促使学生思想的巨大解放，激发学生立志爱国、追求民（和谐啊和谐）主自由。

（三）、代拟《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年7月3日）：据周德昌考证说，1898年《京师大学堂章程》是当时“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把梁启超请来起草的”。21

《京师大学堂章程》分8章54节，主要内容为：

1、因为当时教育部及全国中小学堂尚未成立，京师大学堂兼寓中、小学堂，并范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兼容并包”。各学堂均分斑次，逐级上升，有功课书，由浅入深，学生循级而上。设编译局，负责编功课书。设藏书楼和仪器院。

2、关于学堂功课。“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应该“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

3、所设功课，以“实事求是为主”，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设置。

4、凡肄业者，每日必以6小时在讲堂，由教习督课，4小时归斋自习。不得缺课。不遵依者，即当屏出。依西例，用积分法，考试优等，刊布于众，以为楷模。

5、学生，凡愿入学者，均可“取结报名投到”。先作为附课生，一月后考核合格者为正取生，额定200人，备取生200人。正取生住校，依成绩等差分为6级，月给膏火费4-20两（白银）不等。备取生不住校，不给膏火。学生毕业后，仿科举制给以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大学毕业领有文凭者为进士，引见授官。成绩优异者，选派留学。

6、聘用教师原则。改变同文馆多以洋人为总教习的作法，必须聘用学贯中西之中国通人为总教习。不论官阶、年龄，务以得人为主。

7、管学大臣一人，以尚书、侍郎兼任，不另取俸录。

8、经费实行预决算制。教职员实行厚俸以自养，总教习、专门学分教习西人月薪300两。分教习、其他教习月薪50-200两不等。。一切工程及购书购器等费，皆由总办、提调经理，不得染一毫官场积习。

梁启超为近代学校设计的管理章程，包括行政管理、财务管理、人事及教职工、学生管理、课程设置、作息时间等等。无不具有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开创性的特征，为近代学校的设置及管理制度的建立打下初步的基础。这些章程对此后清政（和谐啊和谐）府所订学堂章程也有重要影响，如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第四节“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胳而统筹之”等等，与1898年梁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精神完全一致，仍将京师大学堂视为全国教育行政机关。

五、首倡教育当定宗旨

1901年停科举，改书院为大（专）学堂，各府设中学堂等，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凡由学堂毕业考试合格者，给以贡生、举人、进士等名称。这都是按1898年《京师大学堂章程》实施的。从此，国内新式学堂逐步发展起来。在新的形势下，学校如何发展应有明确的方针予以指导，这是梁启超首先关心的问题。1902年2月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论教育当定宗旨》，总结了近期教育改革新进展后指出，“此实渐进文明”的表现，但应解决新教育的内容、任务及将来之目标是什么，这就提出教育宗旨的问题。他说，教育宗旨，是国民前进的响导。“宗旨一偏，其流弊中于人心，往往有数十年数百年而不能拯其失者。”因此说，制定正确的教育宗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是教育宗旨，梁启超指出，“开民智”，“育人才”，并非教育宗旨，因为“培汉奸之才”，“亦何尝非人才”。他在介绍分析了雅典、斯巴达、德、英、日等国教育宗旨及优缺点后指出，教育宗旨应根据各国国民特性及国家发展方向而定。“我国国民教育宗旨，究何在乎？曰：今日之世界民族主义世界也，凡一国之能立于天地，必有其固有特性”。这些特性受地理、历史、传统、思想、风俗等因素之影响。民族特性中有优点和弱点，应继承发扬优点，弃其弱点。同时要学习外国制订教育宗旨的长处。“要之，使其民备有人格（谓成为人之资格也，品行、知识、体力皆包于是），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此则普天下文明国教育宗旨之所同。”当时，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教育宗旨，梁启超在该文里并未提出自已的意见。22

关于教育宗旨、方针的内容，梁启超早在1901年曾归纳“长兴学舍”教育方针的四个方面，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并概括为“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总的教学原则是“重精神，贵德育。”对此，梁启超评价说，康有为的教育组织及思想，当西方教育制度未输入中国之前，“无所凭藉，自创之，其心力不亦伟乎！”23梁在时务学堂也贯彻了这些内容。1902年，梁在《论教育当定宗旨》发表后的三个月发表《教育政策私议》中提到“德、智、情、意”四育问题。又在《教育政策私议》的“教育期区分表”里对不同学龄段的学生，从“身体”、“知”、“情”、“意”、“自观力”五个方面分析其发生发展的不同特点24以便教师适时从实际出发进行教育。这是他对中国教育方针的一种崭新的构想。当时，外国人指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他在《新民说》系列文章里分析了中国国民具有“民溺懦柔”之种种弱点，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必要，并培养中国人民具有“公德”、“私德”、‘“国家思想”、“尚武”（加强军国民教育）、“进取”、“进步”、“自尊”、“合群”、“自治”、“毅力”，养成管理国家政治能力的新国民，养成保障“国家之尊荣及公众之权利”而“凛然有介胄不可侵犯之色”的强悍民气。他强调指出，这是人类社会“优胜劣败之理”所决定的所必需的，也是当今抵御民族帝国主义的必备条件25。后来，梁启超又明确提出教育者的首要任务在教育人学做人，虽不识字，亦须“堂堂地做个人”，使受教育者成为智、仁、勇兼备的现代人26。这就是梁启超教育宗旨的全部内容，他要将“东亚病夫”改造成有道德有智识及民气强悍的新民。这为新中国关于“人”的建设问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战略目标。

1905年12月，清政（和谐啊和谐）府成立学部，次年3月27日，，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为教育宗旨”27。这是清政（和谐啊和谐）府颁布的第一个教育宗旨，与梁启超设想的改造国民性格的精神虽有很大差距，其基本精神是相符的。

六、编译教材、课程设置、教学目的、方法等的首创

1、编译教材的创始人

1897年5月，梁启超所辑《西政丛书》由慎记书庄承印出版，该书内容分史制、官制、学制、法制、公法、农政、工政、商政、兵政等8门32种，都是当时讨论西洋政事的切要之书。同年秋冬间，梁启超联合同志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于上海，“首译各种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28

梁启超在所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女学堂章程》、《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及《论师范》、《论幼学》等文章中，都列有各类学校的详细的课程设置方案，从而成为我国近代学校课程设置的第一人。

当时，他显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课程设置及教材编译的专家。戊戌变法时期，1898年7月3日总理衙门奏请将京师大学堂翻译局与上海官书局并归梁启超统一领导，兼有译书及编印学校功课书的双重任务。29从此，梁启超就是在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领导下的译、编、印教材的更高行政长官，编辑中学功课书，颁之各省各学堂。可见，梁启超又是近代教材编辑的创始人。他还是图书馆业及图书馆学的创始人。

2、关于教学方法和教学原则，梁启超也从多方面介绍西方教学方法和原则，并创造性地加以应用。

1896年以后发表的有关学校的论文，介绍了许多西方教学方法：（甲）、、提倡趣味教学法，教天文地理时可如“演戏法”、“如说鼓词”；在教其他课程时，可编写各种歌诀、编问答书等，如五洲万国名目歌、中国地名歌、劝学歌、爱国歌等，使学生在娱乐趣味中，易学易记。即使在对中学生、大学生的教学中，教师的首要任务在引发学生对所教学科的兴趣。（乙）、对幼儿功课采百分制，“由家中教授者居72分，由同学熏习者居9分，由师长传授者不过19分耳。”他特别强调母教的教子方法，于“日用饮食，歌唱嬉戏，随机指点，因势利导，何在非学，何在非教。”反对鞭笞惩罚性教育，以“养廉远耻，无令自弃”。（丙）、在幼儿文字学习上，他说，中国字的结构有以声为主者或以形为主者，“以声为主者，先学字母后拼音；以形为主者，必先学独体而后合体。”（丁）、关于儿童的外语学习，他提出应先学“日用应酬，口头常语。” （戊）、关于儿童的数学学习，他说，“今亦令学童，自八岁以上即授之以心算，渐及笔算之加减乘除、通分小数”等，由浅入深。30

对中学以上程度学生的教学，梁启超继承“长兴学舍”的教学法，令学生各备札记本，每日记录读书心得、时事见闻及见解，定期交先生批阅，指明学习方向、激励学生爱国热情。梁启超说，这也是“自创”的学习方法之一，“皆不可不师其意也。”

后来，梁启超在教学法及教学改革方面有不少精辟的总结，如《作文教学法》、《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东籍月旦》中论外语、伦理、历史的学习，《书法指导》、，《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还有*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研究法三种》、《学问的趣味》、《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自由讲座及辩论式学习方法等等，从幼儿教育至研究院教育，都从不同的角度，倡导崭新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和研究方法。都具有倡导性的划时代的实际和学术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