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挽回咨询？汇川技术更新消息

桃花朵朵 2023年04月01日 23:24 1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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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目录一览：

1、汇川在湖南代理公司有哪些
2、关于心理学教授沃建中的近况
3、26岁，我躺在换肾的手术台上
4、成都川融汇川是不是倒闭了
5、汇川SV630P驱动器Er122故障怎么处理？

汇川在湖南代理公司有哪些

汇川在湖南代理公司如下：

1、湖南省海量汇川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08-04，法定代表人为蒲芳卉，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1200MA4LYY52XA，企业地址位于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北路新天地城市广场7栋1705-1706号，所属行业为商务服务业。

2、湖南省汇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04月09日，注册地位于长沙高新开发区林语路319号金岳工业园10栋105房，法定代表人为韩成诚。

3、湖南汇川工贸有限公司办公室地址位于湖南省省会长沙。

关于心理学教授沃建中的近况

在尤其是暑假北大不上课在做重建工作

5月21日清晨，由北京环度智慧智能技术研究所及中国红十字会心灵阳光工程共同发起的由心理学专家、公益媒体共同组成的“心理干预特种队”前往四川绵阳，正式开始实施“汇川行动，重建心灵”活动。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担任此次“汇川行动，重建心灵”活动专家团团长的沃建中教授。

校园生活对孩子心理健康十分必要

记者：中国红十字心理救援队此次赶赴四川地震灾区主要进行哪些工作？

沃建中：心理救援队此次赴川，主要工作包括：实地调查地震受难者的心理受伤害状态，并将调查结果反馈，为国家下一步统一决策提供充足的数据和事实支持；大量培训当地有过咨询经验、心理学背景的志愿者，快速建立一支队伍，让他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还要对心理受创伤严重的人立即采取干预措施。

记者：您所在地区的教育现状如何？

沃建中：震灾发生后，许多地方发生山体滑坡和湖水上溢。位于北川县的漩萍乡中心小学所在地已经变成了深达70米的湖泊，学校位于水深30米的地方，在原地重建学校已经不可能。现在整个北川的教育系统已经彻底瘫痪，很多教师失去了他们的亲人。然而灾区的教师让专家团产生了无限的震撼和敬意。在学校无法复课的情况下，不少教师就在帐篷中自发组织孩子们上课。他们中有很多已与自己的孩子失散多日，却不能去寻找，因为他们要照顾自己的学生。

现在在九洲体育馆外已经有慈善机构捐资搭起了“帐蓬小学”，但入学率也仅接近30%，大部分孩子短期内还难以接受到正规教育。孩子长时间脱离家庭、学校的结构化生活，无所事事，会更显得焦虑不安，非常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甚至可能加重他们的心灵创伤。

而许多幸存下来的家庭更大的期望是能让孩子尽快回到学校，开始正常的校园生活——这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是十分必要的。

灾后一周到三个月更易出现心理问题

记者：地震灾害对灾区的成人和青少年心理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沃建中：灾难发生后的一周一般属于心理应激期，这一时期人们刚刚经历灾难，心理上处于麻木状态，还无暇顾及自己的心理感受。而从灾后一周到三个月的这段时期，人们开始对灾难进行思考，容易产生各种负面的情绪，包括恐惧感、负罪感、绝望与自杀等，这是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时期。

我在灾区看到，一些人遭受地震灾难后，出现了严重的恐惧、无助、抑郁、自责、内疚、愤怒等心理反应。如果干预不及时，他们可能长期沉浸在痛苦中难以自拔，并更终酿成精神*。而那些孤儿们表面看上去没有受伤，也没有哭，但这个群体受到的心理创伤更严重，他们眼神呆滞、惊恐，甚至麻木，但是也会有变化，他们在心理上总希望父母还在，只是出差了，父母还会来接他。

需要长期稳定的心理干预和*

记者：那么如何帮助他们进行心理重建呢？

沃建中：我们会给予他们关怀、接纳和积极的支持，这种积极的支持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慰藉，也包括物质上的支援，让他们获得安全感。还会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心理抚慰、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等。

当然，一场重大灾难比如地震的发生过后，短期的心理危机干预是远远不够的。灾难带给人特别是当事者的心理伤害可能会持续长达几年的时间，这就需要长期而稳定的心理干预和*。我接触了一位32年前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中年人，当年他还只有13岁，但是造成的心理阴影30年后依然存在，可见心理救助工作的重要性。

所以我希望通过对灾民详细的调查，在“汇川行动”之后能为政府部门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咨询报告，尽快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心理援助机构或系统。相对于临时的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专业的心理援助机构具有专业性强、组织结构完善、服务时间长、辐射面积广等特点，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心理救助工作。

同时，处在灾区的人们要继续保持勇敢、自信的生活态度，积极面对生活。

坦然面对、自由抒解做自己的心灵按摩师

记者：心理受创的人如何进行心理自救呢？

沃建中：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人们会产生许多负面的情绪，诸如强烈的恐惧和不安、自罪感、愤怒感，甚至绝望和自杀，这都是正常的。

面对灾难，我们除了保障身体上的健康，更要学会做自己的心灵按摩师。

首先，承认自己的心理感受，不必刻意强迫自己抵制或否认在面对灾害和突发事件时产生的害怕、担忧，尽量保持平和的心态。其次，一定要大胆地宣泄出来；自责心理其实是想挽回亲人生命的一种表现，是爱他们的一种表现，但自责过久会影响我们身心的康复，要面对事实，勇敢地把这种罪恶感说给身边的人；产生愤怒感也可以将这种愤怒向周边的人或者向相关的心理援助人员以言语的形式宣泄出来，听听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然后冷静下来分析现实等等。

对于灾难后各种不良情绪的调适，我们可以归结为“坦然面对、自由抒解”几个字。

挽救“心理资产”重建心灵家园

记者：那您在工作中还发现了哪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沃建中：在对当地志愿者的培训中，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也感觉到：尽管志愿者们有激情，积极性也高，但是实践技术不够，面对不同类型的灾民缺乏有效而恰当的方法。所以我们常常将危机干预的各种方法进行现场演练。所以要提醒即将进入灾区的志愿者们，在来灾区之前需要有心理学教育的背景或者经过统一的培训，这样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心理救助工作中来。

5月7日，我在北大经济学院演讲时首次提出了“心理资产”的概念，即一个人过得开心、幸福便是积累的一种心理资产，如果总是处在恐惧、紧张的心理状态，那他就会有心理负债，这样的状态也会影响到工作效率。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的时间是不变的，但我们怎样让其更加有意义、更加“富裕”，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所以我们心理救助工作就是在挽救灾民的“心理资产”，帮助他们重建心灵家园。

记者：对于关心灾区救助工作的人们，您有什么建议吗？

沃建中：由于国家抗震救灾工作及时、措施得当，现在灾区基本上不缺食品，但是衣服还是比较缺的，所以后方的同胞可以考虑多捐一些衣物。

另外，灾区卫生条件较差，尤其是校舍缺乏，需要尽快重建家园，解决受灾学生的就学问题。建议外省市的学校对灾区学校进行对口支援，或者多所学校联合起来，捐建希望小学等。

灾区学校重建后比较缺乏具有心理学教育背景或者能够有效开展心理救助和辅导的教师。各地报名参加支教的教师应该积极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地方政府可以组织这些教师进行统一的培训。

沃建中：心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教授，环度智慧智能技术研究所首席专家，中国心理学会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担任此次“汇川行动，重建心灵”活动专家团团长。

出版著作和主编书70多本，包括《智力研究的实验方法》、《小学数学教学心理学》、《中学生心理导向》、《小学生心理导向》、《幼儿心理导向》等。

官方声音

杜绝媒体对同一学生进行多次采访和心理咨询

5月26日，教育部2008年第5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教育系统抗震救灾工作的有关情况，同时提出，要积极开展灾区学生的心理援助工作。要发挥教育部门派出的中小学生心理援助专家工作组的作用，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灾区中小学教师进行普遍培训，组织并依靠广大中小学教师，利用已编印好的《灾后心理援助手册》和已开通的心理热线及专业网站，实现灾区学生心理援助工作的全员覆盖。

教育部还要求灾区省级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心理援助队伍的组织协调，统一管理，加强对进入灾区从事心理援助的组织和人员从业资质的核准，杜绝对同一个学生进行多次采访、心理咨询等活动。

心理援助工作将坚持四项原则

鉴于因灾害造成严重心理创伤的学生，要转到相关专业机构进行心理指导，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中指出，中小学灾区心理援助专家工作组在开展心理援助工作时，将坚持以下四项原则：第一，坚持科学性。因为心理援助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对中小学生，必须要在有资质的专家指导下，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进行，避免造成学生心理上的再次伤害。第二，坚持面向全国。要让每个学生知道地震之后出现的各种心身表现，都是对非正常事件的正常反应。要了解接受这种心理援助的必要性。第三，分阶段实施。专家组将根据学生震后依次出现的身心反应，开展呵护、指导、鉴别、升华等为重点的心理援助工作。第四，分人群开展。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创伤程度来开展，特别要关注丧亲致残的学生。同时还要对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辅导。来源：现教传媒网

26岁，我躺在换肾的手术台上

十几天的抢救后，我捡回一条命。透析5年，换肾成功，又坏死取出。从ICU转回了移植后恢复的病房，兜兜转转却回到原点。

2012年，我大三，十一假期去平遥旅游返回学校后，总感觉身体异常疲乏，视力也变得有些模糊，去校医务室咨询了一下，*只让我回去多休息，用热毛巾敷一敷眼睛。

几天过去了，也没见效，除了眼睑浮肿得更加厉害外，脚踝也粗大起来。

我有些担心，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挂了号，尿常规蛋白质“+++”，B超显示双肾长9CM、宽4CM，血清肌酐468，内科*语气肯定地告诉我：“双肾已经开始萎缩，我估计慢性肾炎的可能性大，但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大夫，我这病严重吗？能治好不？”那时，我还不清楚这些指标的意思。

“严重不严重，这要看怎么说了，至于能不能治好，目前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但我明白，表达如此委婉，这个病怕是很难缠了——上一次听到这样的表达，还是已经去世的大舅刚被诊断出膀胱癌的时候。

我擦了擦手心的汗，裤子也已被我捏出了褶皱。我努力地控制住自己，想跟*说声“谢谢”，可怎么也说不出来，我撑着前面的桌子站起来，*安慰我：“看开些，平时好好注意饮食，不要劳累，规律透析，跟正常人差别不大。”

我攥着检查单，弓着身子靠在*的走廊上，闭着眼，眼泪就掉了下来。

这一年，我刚21岁，大学还没毕业，没有结婚、没有工作，太多的一切，我都没有经历，为什么忽然就成了这样？我不知道。

回学校的路上，我给我爸打电话，本不想让他担心，可说着说着，就像控制不住一样，哽咽了起来，我爸说：“你别哭，得病咱就治，我马上去你学校。”

到学校，除了给女朋友发短信告诉她“我要回家一段时间”以外，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我去教务处询问得这个病后，还能不能继续在学校读下去，值班老师也不确定，他咨询后很快回复我：“原则上可以，可同学你身体要紧，要不先休学一年？”——当然，后来休学还是被迫成了退学。

爸爸赶到学校，看着我的病例，死活也不肯相信，我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得这个病。他非要拉着我去确诊，做肾穿刺活检后，结果显示：“新月体肾炎，IGA5级，全球纤维化”。

我和我爸都不懂，可大致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结果。更终，还是*的话无情地击碎了我们父子俩仅存的幻想：“基本上确定是尿毒症了，先做个篓养着。”

我当时拒绝了透析，不想像个怪物一样，一辈子被机器拴住。“透析”两个字之于我，就如“蹦跳”之于年轻的史铁生一样，我不想听到任何人提起。

回到家，我固执地相信起网上搜到的那些中药药方，奶奶也给我找了很多偏方：醋泡青蛙，生吃鱼鳔，再恶心、再难以下咽的东西，我都强迫自己吃下去。急病乱投医，也完全没有好转，身体的积水越来越多，压迫着心脏，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三个月后，我的身体情况愈加恶化，已经到了不透析就要死的地步了。在家的更后几天，我甚至总是出现幻觉，后来才知道，就是肾脏没有工作、身体完全没有排毒的缘故。

父亲和小叔强拉着，才把我“扭送”进遵义市*，接诊的是谭*。爸爸问他：“能不能劝劝我家孩子，我们也不愿意让他透析，可命要紧啊。”

谭*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把我拉到透析室，指着病床上正在透析的病人给我说：“这个，31岁，刚查出来肌酐就1200多，透析半年，老婆就带着孩子跟他离婚；这个，比你还小，还不到12，7岁时紫癜没注意，更后发展为尿毒症，已经在这里透析2年；那边那个，本来是急性肾炎，可以恢复，生生被中药耽误成尿毒症，你让他咋办……谁也不想得这个病，可就是得了，你说咋办？不活了啊？你还年轻，老老实实透析，以后说不定还能换肾。”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其他尿毒症患者。

从那一天起，我在这间透析室已度过了快5个年头，从刚开始的2天1次，到半年后稳定在每周3次，我才终于慢慢接受了自己得尿毒症这个现实。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近乎变态地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严格忌口，水控制得也不错，透析了几年只感冒住了一回院。

2017年2月17日上午10点多，我正在小公寓里跟师傅学装修，突然接到谭*的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我很骄傲地回答谭*：“我状态很好，没什么异常。”

“这边有个肾源，你要不要考虑移植，还有经济上怎么样，能不能跟得上，起码20万。”电话那头说。

这个电话真是让我又惊又喜，喜的是，这种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好事，竟然真能砸我身上，前段时间排肾源，也只是抱着重在参与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期待；惊的是，竟然要花这么多钱。

电话里，谭*还特意跟我说，有个病人刚移植完，状态还不错，可后来感染了，重症监护了很久，前后花了40多万，家里经济实在跟不上，家属只能被迫放弃救治。更终，还是人财两空。

谭*应是感受到了我的犹豫，宽慰我道：“如果钱不到位的话，就等下一次，也不是没有机会，中午12点之前给我回个话。”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平静了好久。谁不想做一个正常人？我决定，我要赌一把。

我打了3个电话，我爸、我弟，和小风——小风是我发小，我们初中高中一直在一起，生病后，他一直陪着我，帮了我不少忙——他们一致支持我换肾。

我家全部的积蓄算下来还不到20万，大家便开始四处凑，这个2万、那个3万的，等到了中午，勉强筹足了40万，我给谭*回了电话，就准备收拾东西出发了。我甚至还带了睡衣——万一真就能手术了呢？

下午3点半，一行人走到汇川大道时接到谭*的电话，我以为他催我到哪里了，忙说：“马上就到，进城了已经。”

没成想谭*却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捐献者家属决定临时不捐了，所以手术做不成了。”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谭*又说：“你都到市里了，要不要过来，我们两个交流交流？”

来都来了，去聊聊也好。在*办公室，谭*跟我讲了有关移植手术的各种问题以及费用，我还特意咨询了回家该怎么锻炼好身体，以便随时等待移植。

随后便打道回府，下午6点半，车行到了土坪，还有40分钟就到家了。就在车子爬坡的时候，谭*的电话又来了：“你在哪儿？和家属沟通好了，还是决定捐献，马上来*。”

我们都很意外，我告诉谭*我们已经在回家的半路上，他有些遗憾，更后还是说：“尽量赶来试试吧，万一成了呢。”

于是我们再掉头往*赶，到了已是晚上快9点了。

*还是老样子，过道走廊上都塞满了病床，护士长正在电话联系她的手下，为今晚的移植手术配人手。

进去术前谈话室，我才看到和我一起作为备选的两个病友：一个满脸痘疤的小兄弟，十多位家属陪着他，听说开的是雷克萨斯，一个是走路蹒跚摇晃的老伯，快60岁了，只有一个女儿陪着。

从他们后面的交谈中才知，这两个病人的家属都是*的医护人员。说实话，这让我有点沮丧，可能我就没什么戏了——不过看两位病友的状态，我又自我安慰起来。

简单的介绍之后，谭*的意思是做全部检查，谁更合适，就让谁上。

胸肺、肝胆、心电、肠胃、血管、彩超，一直做到凌晨3点多，倒数第二项胃镜，因为临时让胃镜室加班，没有麻醉师，所以做不了无痛。当我和“雷克萨斯”一起到胃镜室时，老伯正在哇哇吐。胃镜确实让人反胃，老伯低血压，恰好不会担心血压过高发生危险。

我的血压是140，可能是那天劳累的原因，过高了，“雷克萨斯”比我还厉害，胃镜师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高血压做胃镜的诸多风险，大家都沉默了。过了好久，“雷克萨斯”才沮丧地问：“这个检查能不能不做？”*坚决地否定了他的要求，胃镜师则十分不耐烦：“给你们5分钟考虑，不做，我就回去休息了。”

就在这个时候，谭*来了，了解情况后，他说：“这个肯定是有风险的，移植手术风险更大，再说你们这个病，哪个的血压是正常的？”

5年的透析生活让我与现实生活已经隔绝得太久了，我迫切地渴望做一个正常人。

“我来！”我先站了起来。

所幸检查都顺利，凌晨5点的时候，基本上结果都出来了。

针对术前谈话的结果，谭*做了评估：“雷克萨斯”感冒加发烧，直接否决了，家属很失望，听说他吸烟也很厉害；老伯的检查结果还可以，但有些低血糖；谭*更后确定我为手术对象。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手术，也是我心心念念这么多年的手术，我既紧张，又期待。

接下来就是备皮，一个微胖的中年男*来问：“要做手术的是谁？来备皮。”我和他一起去了旁边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他指着床说：“平躺上去，把裤子脱下来。”见我长裤脱完，不再动作，又指挥道：“把内裤也脱了。”脱掉后，见他手里拿着一把剃须刀，我这才知道备皮是干什么的。

为了防止肛门括约肌松弛，我还做了灌肠，伴随着前胸贴后背的饥饿感，我焦急地等待着通知。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护士领着我们坐电梯下到手术室层，电梯异常地快，一路上也没人说话，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一会儿，一位穿手术服的护士打开门把我领了进去。

狭长的走廊里，两边都是一间接一间的手术室，像是没有尽头。走进手术室，护士让我躺在手术台上，问了我一些基本信息，然后就出去了，留我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上面。

四周一片寂静，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眼前跟放幻灯片似的，过往的人和事，一股脑向我涌来。想起病时的无助和透析这几年受过的委屈，泪腺就跟泡在醋里一样酸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是被人叫醒的，一睁眼，身边已围了一大圈穿着绿色手术服戴着口罩的*护士，我知道手术要开始了。

他们先是让我调整到睡姿体位，然后就把我的右手绑得死死的，接着往我脸上盖氧气罩，第一次吸氧，我只感觉自己要窒息了，护士应该是看出了我的紧张，非常平和地安慰我说：“放松，放松，自然地吸。”

接下来，就是往绑好的右手臂上打针插管子，一切妥当后，护士帮我解衣服扣子，裤子褪去，开始消毒。碘伏让我感觉很冷，麻醉的效果来得很快，没多久，我就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手术时间很长，听说我是第二天中午12点才出的手术室，当时迷迷糊糊感觉有人在喊我，还拍打我的脸，勉强醒来后还是不清醒，我只意识到自己被摇摇晃晃地推着走，记忆模糊，时断时续。

我依稀记得，出手术室大门的时候，家人都在门口等我，爸妈、兄弟还有女朋友看到我出来，都围了上来，手术顺利，大家都很高兴。

到了第3天，我才完全醒来，手脚被绑着，看到我十分清醒，护士对我交代了注意事项，就松了绑。护士叫我起来走走，可是我还是感觉有点痛。

腹部的导管有血水排出来，积存在引流袋里，这是好的征兆，全家人当时都很高兴——这是我透析5年后，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尿。我们买了量杯量筒，记录每天尿的出量和进量，慢慢的，尿量也越来越多。

可能是高兴得早了点，到了第10天，尿量忽然开始减少，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也很紧张，开始更换服药方案，加大了“强的松”和“他克莫司”的量，冲击了4天。所有人都提心吊胆，生怕刚换的“肾宝宝”（尿毒病人对肾的爱称）再出问题。由于进出不平衡，我的身体又开始肿起来，不得不再开始透析“拉水”，每天透析一次。

好在第16天，尿量开始多了起来，慢慢地维持进出平衡。

第21天下午，我终于出院了。

可更终，还是出了意外。

我清楚地记得，准备移植那晚，我在*看到走廊里加的病床上，一位家属用伞为病人遮挡住*的强光——这位病人在肾移植后身体产生抗体，移植的肾脏坏死被取出后，左眼就一直痛，睁不开，直到现在还怕光。

出院后的第7天，我的左耳开始疼痛，扁桃体发炎肿大，很痛。由于没什么经验，当时还是抱着忍忍就过去了的想法。直到下午还是没有好转，才给谭*打了电话，他安慰我说：“不要过度紧张，吃着激素，抵抗力低是容易感冒的。”

可到了第8天，症状还是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起来，谭*觉得情况不妙，让我赶紧住院。

住院后，化验结果很糟糕，控制不住恶化，谭*也束手无策，建议我去湘雅医学院附属*：“我老师那边技术经验设备都先进，肯定比这边有办法。”和那边沟通后，他又告诉我说，不用过去了，他的导师坐高铁过来给我看诊。

谭*的导师到了后，立马找来机器给我做穿刺检查，检查结果很遗憾——移植肾已经坏死，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根据我身体的情况和反应，建议立即住院，把刚移植的肾摘除。

“肾宝宝”没了。

我是出院后，有天翻到住院记录，才知道我再次住院后，进了3次ICU，被下了3回病危通知书，之前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的，唯一的印象只有：早上透析，人忽然开始难受起来，冷汗跟泉水一样不住地往外冒，感觉汗水辣眼睛，头发、衣服、裤子都湿透了，身体里面的血液跟熬干了一样，恨不得把全身的骨头都取出来，一根根擦一遍。难受到人已经恍惚了，不自觉地乱动，家人和护士把我死死按住。

*都劝我家人放弃，说“别更后弄得人财两空”，我爸听了直接就哭了，眼睛通红地抱着我妈说：“我不能签这个字啊，我不能让儿子到地下还恨我。”

我又想起移植后在病房里，有个老太太问爸爸：“你有60几？”父亲笑了笑，没回话，可我知道父亲今年才刚过50岁，这些年，他是用自己的命陪我熬过来的。

十几天的抢救后，我捡回一条命，人清醒过来，从ICU转回了恢复病房。兜兜转转却回到原点，心里很不是滋味。又听说，谭*后来又做了两例移植手术，病人恢复得都很好，很羡慕。

我的肺部一直有感染，只能每天灌氨基酸、脂肪酸、消炎药，由于脂肪酸浓度很高，输得很慢，往往一睁眼就要开始输，时间长了，血管也硬得跟骨头一样。在病床上躺得时间太长，肌肉都萎缩了，只有头能动，手脚都像根木头一样。

谭*总是一脸揪心地嘱咐我：“只要立马有点儿好转，就赶紧多动下，要不再这样下去，肌肉就会完全定型，真成瘫痪了。”可他这番话，我听着已经有些麻木了，自从在郑州大学附属*听到“尿毒症”3个字后，我就知道我今后的路只能爬着走。

在*躺了100多天，全靠爸妈整日帮我抬腿抬手，按摩热敷。到了7月中旬，我终于又出院了——虽说是出院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仍是摇着轮椅，沿着杭州路去*针灸、透析。

是的，我又重新加入了透析大军。

我依稀记得，2013年9月，我为期1年的休学时限将近。我不想退学，父亲也不想让我退学，可学校负责行政的老师对我说：“同学，你这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好的，学校当然不希望让每一个学生退学，可你在学校，出事，我们就要担责任。”父亲想跟学校签一个免责协议，那老师却说：“协议不管事，真出事，你们来闹，学校还是跑不了。”

更后，学校答应我，5年之内可以复学，如果换了肾，还可以继续来念书。

但如今，这个时限没有任何意义了。

距离肾移植已经过去1年了，有时在梦里手术的场景还会出现，我不知道那次体内移植的是谁的肾脏，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可我还活着，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虽然它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健康的时候，我从未意识到这点。

我不知道我今后能不能结婚，会不会有自己的小孩，甚至我经常向爸妈提起“如果我走在他们之前”这样的话。我并不想死，虽然它是不可逃避的，可我真的会怕吗？会畏惧吗？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幸福并不在于幸福本身，而是在于你对它的细腻感受、永不知足。

没有病的话，我就真的能幸福快乐吗？

作者 | 团钵二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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